飛奪瀘定橋時，國民黨為何不把鐵索炸斷？背后有何內(nèi)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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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在長征途中曾出現(xiàn)過兩次關乎紅軍生死存亡的最危險關頭，一次是湘江戰(zhàn)役，紅軍主力遭受重大損失，8萬多紅軍將士銳減到3萬多人；還有一次就是在瀘定橋，也稱大渡橋。

當時紅軍主力后面集結的國民黨重兵已經(jīng)追至不到兩天的路程，如果不迅速渡過大渡河，將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多少年后，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那個時期的很多軍中高級將領，回想起那段歷史，還會心有余悸。

楊成武將軍在回憶紅4團2連那22位勇奪瀘定橋的英雄時，神情肅穆地說：那個時候，整個紅軍的命運真是太危險了！

很多戰(zhàn)史專家在了解了那段歷史之后，不禁都會產(chǎn)生一個疑問：如此重要的瀘定橋，國民黨軍為什么不炸毀它，從而徹底切斷紅軍的通道？

有關這個疑問，很多歷史學家、黨史專家、軍事將領和歷史愛好者，都撰文給予了解答和分析。不外乎有以下四點：1、國民黨軍的自信輕敵；2、地方軍閥與中央軍勾心斗角造成的嚴重失誤；3、川軍有心保護這條川藏商貿(mào)的重要通道；4、等待協(xié)防友軍而錯失炸橋良機。抽絲剝繭，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哪一條理由更站得住腳。

歷史背景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上鐵索寒?！边@兩句出自毛澤東《七律·長征》中的詩句，金沙江的“暖”和大渡橋的“寒”是最能體現(xiàn)紅軍當時真實的危急境遇。

遵義會議以后，紅軍重新回到正確的革命武裝斗爭方向，毛澤東審時度勢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和大渡河向北進發(fā)與紅四方面軍匯合。而此刻薛岳率領的國民黨中央軍和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緊緊尾隨著紅軍主力。

在順利渡過金沙江之后，紅軍快速向安順場前進，打算在那里渡過大渡河，當劉伯承率領的教導團和紅一軍團先頭部隊到達安順場后，才發(fā)現(xiàn)所有的渡船都被敵軍燒毀和掠走，只找到兩艘小船，3萬大軍靠兩條小船渡江，那到猴年馬月也過不完。

毛澤東迅速命令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派出一支部隊火速趕赴240華里外的瀘定橋并占領大橋，林彪命王開湘、楊成武的第四團執(zhí)行這項重要命令。搶奪瀘定橋戰(zhàn)斗由此開始，時間是1935年5月28日。

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親率全團官兵火速向瀘定橋進發(fā)，經(jīng)過一天一夜的長途奔襲，紅四團終于于5月29日清晨6時趕到瀘定橋，并與已經(jīng)先期到達的川軍發(fā)生激烈戰(zhàn)斗。雖然鐵索橋還在，但是上面鋪設的木質(zhì)橋板已經(jīng)被敵軍全部取下，只有13條粗大的鐵索鏈橫跨在大渡河江面。

對岸川軍在突然發(fā)現(xiàn)紅軍后，戰(zhàn)斗打響。為防止敵人炸毀大橋，楊成武命令紅二連連長廖大珠緊急挑選敢死隊員準備搶奪瀘定橋。敢死隊員必須由共產(chǎn)黨員、紅軍干部、戰(zhàn)斗英雄、共青團員和軍事素質(zhì)過硬的優(yōu)秀紅軍戰(zhàn)士組成，最后挑選了22名紅軍勇士，在連長廖大珠親自帶領下，每人身背一柄大刀，腰挎兩只駁殼槍，手持一支沖鋒槍，可以說這是當時紅軍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下午3時，飛奪瀘定橋的戰(zhàn)斗正式打響，廖大珠率領22名紅軍勇士攀上碗口粗細的鐵索鏈匍匐向東岸敵人守軍發(fā)起進攻。看到有紅軍攀爬著鐵索匍匐而來，敵守軍用機關槍開始掃射，敵人密集的火力一度讓趴在鐵鎖鏈上的紅軍無法動彈。

楊成武命令團神炮手趙章成將團里唯一一門迫擊炮扛上來，向?qū)Π稊耻姍C槍陣地開炮，轟轟轟，隨著炮聲對面陣地的機槍頓時變成了啞巴，而紅四團僅有的三發(fā)炮彈也全部變成對岸敵人頭上的三團升起的煙火。

敵人被紅軍出神入化的迫擊炮彈當時就炸蒙了，紛紛跳出陣地四散而逃。紅軍勇士一鼓作氣在鐵鎖鏈上反轉(zhuǎn)騰挪很快就沖到了敵人眼前，川軍被飛奔到眼前神勇的紅軍嚇傻了，很多來不及逃跑的都紛紛舉手投降，當時紅軍還很奇怪，怎么這些川軍手里舉著一支槍，腰里還別著一支“槍”，走近才看清楚原來是大煙槍。

兩個負責守護瀘定橋的川軍團，就這樣被紅軍打散了。后來了解了整個戰(zhàn)斗經(jīng)過的劉文輝，又驚又恨，驚得是紅軍奔襲神速作戰(zhàn)勇敢，恨的是自己的川軍煙癮之下如此不堪。

毛澤東在得知紅四團飛奪瀘定橋之后，長長松了一口氣說：我們紅軍沒有戰(zhàn)勝不了的困難。而就在此前不久，毛澤東已經(jīng)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就是一旦奪取瀘定橋的戰(zhàn)斗失利，他就命令已經(jīng)先期過河的劉伯承率領登岸的紅軍部隊繼續(xù)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叫囂著要讓毛澤東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蔣介石，得到紅軍占領瀘定橋的消息后，氣得差點吐了血，他直接給劉文輝打電話嚴令對潰敗的守橋川軍將領執(zhí)行軍法制裁，甚至對劉文輝也夾槍帶棒的一頓敲打，劉文輝心里也真有點發(fā)毛，將守橋川軍的兩個團長槍斃后向老蔣草草交差了事。

瀘定橋如此重要的咽喉位置，國民黨沒有提前摧毀，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是國民黨自信輕敵 還是內(nèi)部勾心斗角所致？

1935年1月29日，紅軍從遵義撤出繼續(xù)長征，而此時的黔軍軍閥王家烈的指揮部如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紅軍兵入貴州突襲遵義讓王家烈措手不及，蔣介石得知紅軍占領遵義后大喜，讓陳誠通知在前線的薛岳和周混元借此時機，迅速率領國民黨中央軍進入貴州并控制貴州軍政大權，將王家烈的嫡系黔軍調(diào)出貴陽去追擊紅軍，王家烈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對紅軍惱恨至極。

紅軍離開遵義的消息，也讓云南的龍云和四川的劉湘、劉文輝如臨大敵，為防止紅軍“竄”入云川，他們分別派出重兵防堵紅軍。紅軍在土城失利后，為擺脫國民黨的圍追堵截，紅軍集結扎西、回師遵義、突破烏江、四渡赤水一連串的軍事動作讓國民黨部隊疲于奔命而一無所獲。

當紅軍越過金沙江向大渡河挺進時，薛岳的中央軍在重新調(diào)整后又尾隨而來。紅軍入川，劉文輝急調(diào)川軍兩個團駐守防衛(wèi)瀘定橋，而前來駐守的川軍部隊并沒有采取萬無一失的炸橋策略，而是僅僅將瀘定橋上的橋板全部撤走，只留下橫在大渡河上的13條鐵索鏈。

以川軍對紅軍的膚淺了解，他們認為在沒有鋪板的瀘定橋上，只需要架起兩挺機關槍，就能夠完全粉碎包括紅軍在內(nèi)的任何武裝奪取瀘定橋的企圖，何況這里駐守的川軍有整整兩團人馬，任何隊伍想從這里經(jīng)過都是癡心妄想。沒想到5月29日，紅四團奔襲240華里后只用不到三個小時，22位紅軍勇士就飛奪瀘定橋，使紅軍化險為夷。

在國民黨檢討此次失利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心腹西南五省參謀團主任楊永泰，指責川軍高級將領中有人故意 “放水”通共，這種指責對劉湘而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王家烈割據(jù)貴州的“家天下”土崩瓦解就活生生發(fā)生在眼前，楊永泰此時將責任波及川軍高級將領用心太過險惡。果然，接下來楊永泰提出讓中央軍進入四川圍剿紅軍，劉湘和劉文輝借“川軍對付共匪實力尚存，國民黨中央軍還無需入川助剿”之由婉拒。

對民國時期的十大軍閥，紅軍中一直流傳著這樣一段順口溜：滇軍黔軍兩只羊，湘軍是條狼，廣西猴子是桂軍，兇似老虎惡似狼。

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動政變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當時粵、桂、云、貴、川西南五省通電擁護南京政府，雖然這些擁兵自重的地方勢力紛紛表示投蔣，但內(nèi)心對蔣介石的防范從來就沒有掉以輕心。這些軍閥中不乏私下與紅軍秘密來往，還有的在暗地向紅軍輸送軍火。粵軍陳濟堂就在蔣介石圍剿紅軍時期，給紅軍提供過秘密幫助。

1934年紅軍長征初期，蔣介石在粵、湘、桂地區(qū)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將陳濟堂的粵軍、白崇禧的桂軍和何健的湘軍這些地方主力，部署在與紅軍直接作戰(zhàn)的第一線。陳濟堂雖然與蔣介石在對待共產(chǎn)黨的問題上觀點一致，但是，蔣介石這一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陰暗算計，讓人強烈反感。

所以陳濟堂派人與紅軍取得秘密聯(lián)系，與紅軍達成一項秘密協(xié)定，即：紅軍不得進入粵軍控制的廣東，只可借道而行，在借道期間，粵軍不以武力待之，紅軍也不可以武力向粵軍攻擊。為了搪塞蔣介石的剿共方針，陳濟堂命令手下各軍、師、團長，繼續(xù)追擊紅軍，但要保持一至兩天的路程，不可發(fā)生與紅軍的直接戰(zhàn)爭。他還命令粵軍第四師師長巫劍虹向紅軍秘密提供了1200箱步槍子彈。他這種與紅軍心照不宣的策略，同樣也發(fā)生在桂系將領白崇禧身上。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向西行進，白崇禧分析后認為紅軍從湘南西進從廣西僅是路過，不會深入廣西腹地。于是，他命令桂系軍隊不可堵截，只可追擊，并一路尾隨將紅軍“恭送”出境。

蔣介石發(fā)電指責白崇禧是“放虎歸山”，而白崇禧則回電相譏：屬下只有十幾個團圍殲匪軍壓力過大，而委座百萬重兵卻遲滯不前，不知何故？弄得蔣介石啞口無言。

這些地方軍閥在很大程度上“防蔣”比“防共”更厲害，他們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只要紅軍不入境、不駐扎、不在自己的地盤搞紅色宣傳，基本都是睜一眼閉一眼。當紅軍進入四川后，劉湘與劉文輝派兵在大渡河上設置防線堵截紅軍，卻想的是如何剿滅紅軍。

在部署防線的軍事會議上，炸毀瀘定橋的計劃首先是由蔣介石派駐的參謀人員提出并獲得批準，但最后川軍并沒有落實這一計劃，戰(zhàn)后有人認為是劉湘和劉文輝對國民黨中央軍“別有用心”的考量所致。

首先，瀘定橋地理位置特殊，有“一將當關萬夫莫開”的優(yōu)勢。兩個團的重兵把守，相信紅軍在沒有橋板的瀘定橋上，是不可能越過瀘定橋；再有就是，一旦大橋被炸，對河兩岸的經(jīng)濟往來和軍事管轄都會有很大影響，這樣極有可能被蔣介石在以后分化川軍地方勢力時充分利用，所以才出現(xiàn)了“錯失良機”這一幕，但這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二、瀘定橋沒有被炸毀 歷史和經(jīng)濟因素很重要

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很多，因為這座唯一連接大渡河東西兩岸的重要橋梁，不僅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也同樣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和經(jīng)濟價值。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歷史背景，這座橋始建于1905年的清朝康熙年間，一年后建成，康熙皇帝親自題寫了“瀘定橋”三個大字。之所以康熙要建這座橋，一來是為了加強清政府對西藏地區(qū)的政治與行政管轄權；二來可以活躍川藏經(jīng)濟貿(mào)易市場和發(fā)揮軍事投放能力的優(yōu)勢，加強各民族的感情交流，改善交通條件。

很明顯瀘定橋的建成，確實發(fā)揮出了重要的政治、軍事和經(jīng)濟作用。為此而成立的府衙機構和貿(mào)易市場，在后來的政府管轄作用和西藏茶馬生意中都有明顯的改善。

走進民國，經(jīng)歷了220多年滄桑歲月的瀘定橋，不僅見證了漢、藏等民族兄弟友好融合的傳統(tǒng)交往，也見證了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中的屈辱和醒悟。當然，也目睹了軍閥割據(jù)后遏制其道盤剝勞苦百姓的血淚歷史。

茶馬生意一直是川藏兩地客商，通過這條商貿(mào)要道興盛不衰的生財之道，隨著時代文明的進步，又增加了紡織、輕型工業(yè)品等新型商貿(mào)的往來。四川軍閥等地方勢力，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將黑手開始伸到這里。他們對過往客商收取高額的各種雜稅，將盤剝得來的財富投入到自己的軍隊、商業(yè)和政治同謀身上，進一步加強了對地方的統(tǒng)治。

特別是鴉片種植與交易帶來的巨額經(jīng)濟利益，讓這條唯一連接東西兩岸的橋梁，成了四川軍閥最重要的財富聚寶盆。

川軍在當時的世人心目中一直有著“雙槍兵”的惡名，他們打仗不行，但是欺壓老百姓的花招卻層出不窮。契花稅、煙花稅、鴉片種植稅、運輸稅、人頭稅、免丁稅等等，真是名目繁多，就是靠著這種手段，軍閥們積累了無盡的財富，然后，大量購買武器裝備，壯大自己的武裝勢力，反過來繼續(xù)壓榨和統(tǒng)治貧苦百姓。

紅軍在英勇飛奪瀘定橋之后，國民黨內(nèi)部就有人提出質(zhì)疑說：造成紅軍“逃竄”成功的罪魁禍首，就是掌握川軍勢力的那些軍閥們。因為瀘定橋所形成的經(jīng)濟利益是巨大的，也是川軍軍備資源的重要財政來源之地，一旦失去后，對川軍那些高級將領來說，無疑就是自斷財路，這對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來說比剿滅紅軍還要重要。

這樣的觀點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劉湘和劉文輝對紅軍政治赤化宣傳的“流毒”相比，這個理由似乎又有些牽強。畢竟民國時期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和技術力量遠比康熙時代要先進許多，完全可以在炸毀后重新再建設一座，這也并非難事。

三、援軍遲遲不到 錯失炸橋良機

我認為這個原因應該是最站得住腳的。原因很簡單，蔣介石覬覦西南之野心，劉湘與劉文輝早就有所明了。在選擇讓紅軍突破還是剿滅這種問題上，相信這些軍閥一定會選在后者，這樣一來可以堵住蔣介石借剿滅紅軍之名進入四川，得以維持自己在四川的統(tǒng)治地位，二來可以將紅軍阻擋在四川腹地之外。

從紅軍奪取瀘定橋后，審訊那些川軍俘虜?shù)玫降目诠?，已?jīng)有了非常明確的炸橋命令，為什么沒有炸成，是因為當時的川軍覺得兩個團駐守瀘定橋的軍力已經(jīng)富富有余，如果能夠在大渡河邊將紅軍徹底剿滅或打殘，對四川而言以后會更加安全，所以遂又增兵兩個旅前往瀘定橋。

為了等待這兩個旅的援軍，才將大橋上的鋪板撤去，等到援軍到的時候再鋪上讓援軍過橋后再實施炸橋。沒想到紅軍速度這么神速，一天一夜就從240華里之外突然出現(xiàn)在瀘定橋，川軍將領根本就沒來得及實施炸橋計劃，就被紅軍打敗了。

而得知紅軍已經(jīng)到達瀘定橋的兩個旅增援兵，躊躇觀望停止不前，讓紅軍抓住了戰(zhàn)機。解放后，一名曾經(jīng)在川軍服役期間參加駐守瀘定橋的老兵，證實了這個說法。

紅軍瀘定橋一戰(zhàn)，徹底將川軍一眾高級將領徹底打醒，他們開始學習使用陳濟堂和白崇禧對待紅軍的策略；尾隨跟進，保持距離。在后來紅軍爬雪山過草地與四方面軍會師，一路走來都是尾隨不戰(zhàn)遠遠觀望，直到紅軍離開四川進入陜甘。

紅軍這場載入光輝史冊的飛奪瀘定橋之戰(zhàn)，已經(jīng)過去了80多年，雖然戰(zhàn)斗規(guī)模很小，但這場戰(zhàn)斗的意義卻非常深遠。它不僅挽救紅軍于危亡之際，更是展現(xiàn)紅軍剛強戰(zhàn)斗意志的延續(xù)。至于國民黨為什么沒有炸毀瀘定橋的疑問，相信能準確無誤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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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斗魚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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