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軍區(qū)領(lǐng)導來到一餐館，老板娘才知：結(jié)婚31年的丈夫是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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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聚集在成都老南門外。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幫人像是無組織的“流民”，但他們目標卻非常明確，每個人都拿著手槍、木棒等武器，氣勢洶洶地沖向重慶銀行辦事處倉庫。

面對這群暴徒，明明就在現(xiàn)場的警察與看守倉庫的警衛(wèi)卻沒有半點阻止的意思，他們毫不反抗地任由暴徒解除了自己的武裝。

不久后，倉庫的大門就被撞開，隨之堆積在其中的大米毫無阻礙地就涌了出來。

周圍看熱鬧的普通群眾與已經(jīng)餓了許久的災(zāi)民一擁而上，爭搶這些從倉庫涌出的大米，直到一批國民黨憲兵與特務(wù)乘坐卡車趕來制止這場暴動，才中止了這場搶奪鬧劇。

災(zāi)民爭搶糧食，雖有錯，但并非大錯，實乃情有可原，誰叫國民黨反動派政府腐敗無能，致使百姓流離失所。然而，當國民黨憲兵和特務(wù)抵達現(xiàn)場后，不明是非，對在場群眾不作任何區(qū)分，便隨意逮捕上百人，大多數(shù)是無辜群眾，其中就包括《時事新刊》報社編輯朱亞凡。

這次“搶米事件”并沒有這么簡單就結(jié)束，無辜的朱亞凡明明沒有參與搶米，在接受審訊后卻依舊沒有被放出來。

這一切，是因為他所在的《時事新刊》報社是我黨授意創(chuàng)立的，早就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憚。國民黨特務(wù)們便以這次暴動為名頭，抓捕了朱亞凡，之后更是指鹿為馬，強行將罪責扣在我黨的頭上，并且大肆逮捕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人士。

一天深夜，一群人敲響了“努力餐”飯館的大門。他們不管自己是不是驚擾了別人的睡眠，大喊著“收電報”，逼迫里面的人打開大門。

店內(nèi)休息的人很快醒了過來，學徒才把店門拉開一條縫，門外那群便衣特務(wù)就撞開門闖了進來，他們扣住大堂里幾個小伙計，四處翻找搜索。

其中一個特務(wù)揪住了學徒的領(lǐng)口，大聲喝問：“快說，你們老板在哪里！”學徒還沒有回答，一個中年男人已經(jīng)從屋子里走了出來，他面對這幫兇神惡煞的不速之客，表現(xiàn)得十分冷靜，說：“我就是，你們有什么事？”

一個特務(wù)得意地揮了揮手中的信件，說：“車先生，請和我們走一趟，過幾天就放你回來?！彼@話說得好像很客氣，但誰都聽得出，老板這一去定是兇多吉少，估計再也回不來了。

究竟是什么人引得國民黨反動派如此大動干戈？原來，他就是成都知名餐館“努力餐”的老板，同時也是我黨優(yōu)秀的地下黨員，他叫車耀先。

1894年8月，車耀先出生在四川大邑縣的一個小商販家庭。由于家境貧寒，他只上了兩年半的私塾，就為了生活輟學打工。家里的長輩沒有其他謀生的辦法，便于是讓年幼的車耀先“子繼父業(yè)”，當了一段時間的賣貨郎。

14歲那年，車耀先在別人的介紹下來到了崇慶縣城的“益盛榮”商號當學徒，在里頭學了三年后，就留下來成為了正式的店員。車耀先工作的地方雖然是一家不算小的商號，但他依舊是當時社會最底層的那批勞動人員，無論是誰都能對他呼來喝去、任意欺凌。

少年的車耀先，因為貧窮的關(guān)系，早早就體會到了這個社會的畸形，他也清晰地意識到：不止是自己生活困苦，全中國的勞動人民也一樣生活困苦，想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要改變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舊社會。當然，他雖然意識到當時舊中國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但他沒有什么文化，受到眼界的限制，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樣的力量才能夠推翻現(xiàn)在這個黑暗的世道。

然而，之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卻讓車耀先看見了一絲希望，他放棄了父母眼中“不錯”的店員工作，加入了川軍，決定靠打仗改變自己和中國勞苦大眾的命運。

爾后，車耀先憑借自身卓越的軍事才能，很快從司務(wù)長一路晉升成為團長。在陜西鎮(zhèn)巴縣的一次戰(zhàn)斗里，他奇跡般地堅守孤城整整21天，北洋政府為此特意授予他“文虎勛章”。

這時候的車耀先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前途無量的，但他心里卻并不痛快，因為他并沒有忘記自己從軍的初衷——他要的從來不是個人的名利富貴，而是要解救所有身陷苦難的中國百姓。

在加入川軍前，車耀先以為川軍可以給自己正確的方法，但當他親身經(jīng)歷過軍閥混戰(zhàn)的黑暗后，明白依靠軍閥是不可能解救得了中國勞苦大眾的，自己必須得另外尋找一條道路。

在這段時間里，苦悶的車耀先結(jié)識了福音堂的牧師聶生明，二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為了朋友。單純的車耀先生也因此接受了聶生明的基督教理念，將希望寄托于基督，成為了一名虔誠的信徒。

1926年，四川軍閥劉湘將自己麾下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當時正處國共第一次合作，革命軍的隊伍里有不少的共產(chǎn)黨人，在與他們的密切接觸中，車耀先接受到了共產(chǎn)黨思想的熏陶，眼界逐漸開闊，思想也更加進步。

但好景不長，1927年，劉湘在重慶制造了“三·三一”慘案，逮捕并殺害了很多共產(chǎn)黨人。

目睹這一慘劇的車耀先又是憤怒，又是失望，他終于徹底對軍閥失去了信心，決定借參加“基督教東亞和會”的名義離開四川。

但披著宗教外衣的白種人同樣沒有給車耀先希望，他們嘴里說著基督教“圣潔、公義、愛人”的教義，實際上卻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些人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中國人民，而是要借助信仰的力量，禁錮中國人民的思想，讓他們變得溫順，變得不敢反抗。

可以說，車耀先之前所嘗試的救國之法被再一次被驗證是錯誤的了。但在多次失敗后，一個思想愈加清晰、愈加堅定，在它的驅(qū)使下，車耀先毫不猶豫地邁上那條布滿荊棘的道路：唯有共產(chǎn)黨，唯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救中國！

1929年，回到中國的車耀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了一位光榮的共產(chǎn)黨員。為了表達自己的志向，他寫下了一首詩：“投身元元無限中，方曉世界可大同。怒濤洗凈千年跡，江山從此屬萬眾。愿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

后來的車耀先也像這首詩中所記述的那樣，將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共產(chǎn)主義革命事業(yè)中，他就像點燃一支蠟燭一樣點燃自己，讓革命思想的光芒喚醒沉浸在黑暗里的中國大地，哪怕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為中共川西特委軍委委員的車耀先長期在成都從事地下工作，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為了方便地下黨的聯(lián)絡(luò)，他接受黨組織的指示，先在成都牌坊巷開了家名為“新的面店”的面食店，后來“新的面店”遷址后，在山橋南街重新開張，成為了“努力餐”餐館。

“努力餐”這塊招牌取自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年后餐館遷到了祠堂街，車耀先更是親筆寫下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要解決吃飯問題，努力，努力！”，下聯(lián)是“論實行三民主義，庶幾，庶幾！”

這副對聯(lián)表明了車耀先從來就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初衷，他一定要讓所有的勞動人民都不必忍饑受凍。因此，店內(nèi)除了提供價格昂貴的精致川菜，也出售一些廉價頂飽的大肉蒸餃與大眾蒸碗飯，正是這些物美價廉的菜品，解決了當?shù)卦S多勞動人民的吃飯問題。可以說，“努力餐”是真正做到了高檔酒樓與大眾快餐結(jié)合的飯館。

而要是一些革命者來到店里，只要對招待的伙計說出“來一菜一湯”這句暗號，餐館就會免費供應(yīng)飯食。這些食物幫助了很多生活困難的革命者，讓他們至少不用為基本生活條件而發(fā)愁。比如1930年10月，參與策劃“廣漢兵變”失利的車耀先就收留了一批撤退到成都的革命同志們，那些人暫時躲藏在“努力餐”的樓上，靠這家餐館解決了他們?nèi)粘３宰栴}。

魏傳統(tǒng)在1985年為了懷念車耀先對革命做出的貢獻，寫過一首詩回憶那段在“努力餐”里的生活：“四川軍閥割據(jù)熱，廣漢兵變震云天，西窗瞭望錦城血，幸有當年努力餐?！?br>
“努力餐”在車耀先的苦心經(jīng)營下，生意越來越紅火。他除了將掙到的錢作為革命活動的資金上交組織外，也將餐館作為地下黨員的聯(lián)絡(luò)站和上層進步人士聚會的場所，中共領(lǐng)導人吳玉章、鄧穎超等都曾經(jīng)來過這家店與車耀先見面。

“九一八”事變后，車耀先義無反顧地加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從此無法再兼顧店鋪的生意，于是“努力餐”的實際經(jīng)營者也就變成了他的夫人黃三姑娘。

黃三姑娘也是一個小商販，家里的小鋪子與“益盛榮”剛好對門，兩個人就這樣日久生情，在1918年的冬天結(jié)婚了。

按照舊社會的規(guī)矩，受到封建禮教壓迫的姑娘除了要裹小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有，結(jié)婚后外人要想稱呼她，就在本姓前面直接加夫家的姓，黃三姑娘被周圍的人喊作“車黃氏”。

車耀先當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發(fā)生在自己妻子的身上，他為妻子取了個正式的大名車黃體先，并且支持她放腳。為了讓黃三姑娘明事理，不再受腐朽思想的愚弄，車耀先還特地送她去婦女學習班學習，念了一年多的書。當重男輕女的車母因為黃三姑娘連續(xù)生下四個女兒而大發(fā)雷霆的時候，一向孝順的車耀先也挺身而出，堅決地拒絕了母親為他納妾的提議。

黃三姑娘沒有辜負車耀先的期望，她雖然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丈夫就是共產(chǎn)黨員，也不知道丈夫做的都是什么事情，但她給了丈夫全部的信任。在車耀先轉(zhuǎn)交餐館的經(jīng)營權(quán)后，黃三姑娘除了照顧家里的老人孩子，剩下的時間都撲在了“努力餐”上，讓車耀先沒有后顧之憂。

1937年，車耀先用餐館里的兩間屋子作為編輯部的辦公室，創(chuàng)辦了《大聲》周刊。在這周刊上，他先后發(fā)表了張學良、楊虎城等愛國將領(lǐng)對時局的八項主張以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和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

而他自己在完成作為社長和編輯的工作之余，還親自撰寫了大量的文章發(fā)表在周刊上。在文章里，車耀先以樸實生動的筆墨，揭露了親日派為了自身利益、蓄意破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丑惡嘴臉，向民眾宣傳抗日愛國思想，鮮明地舉起了反對內(nèi)戰(zhàn)的旗幟。

可惜的是，《大聲》周刊只出到了第十三期，就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為了延續(xù)這本刊物。車耀先用諧音另取了一個名字《大生》，繼續(xù)報道我黨的情況。然而，不幸的是，報刊發(fā)行五期后，又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

但權(quán)勢永遠不能壓住革命者的呼聲，《大生》之后，還有《圖存》，車耀先與國民黨反動派斗智斗勇，用這些周刊向社會各階層宣傳抗日救亡思想。1937年12月，在《圖存》也被國民黨反動派取締后，《大聲》的復(fù)刊面世，里面刊登有《謹防離間與妥協(xié)》、《黨爭不停、武漢不?！返任恼?，車耀先以手中的筆為武器，大力批判了國民黨反動派片面抗戰(zhàn)路線。

那時的車耀先是當時成都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以《大聲》周刊為據(jù)點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猛烈的進攻。1937年的3月，包括《大聲》在內(nèi)的三十六個團體聯(lián)合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車耀先又作為負責人之一成立了“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后援會”，加入該后援會的成員后來多達一千人。

這些愛國青年們在“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后援會”的帶領(lǐng)下，為四川的抗救亡運動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寶貴力量。

《大聲》周刊前后總共發(fā)行了六十一期，國民黨反動派恨得咬牙啟齒，將創(chuàng)辦刊物的車耀先視作共產(chǎn)黨的喉舌，總想找個機會將車耀先鏟除。

那時候，雖然車耀先一直謹慎地掩藏著自己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但國民黨方面早就對他有所懷疑。為了掌握共產(chǎn)黨的情況，敵人甚至特地挑選了一個和車耀先是同鄉(xiāng)的特務(wù)監(jiān)視“努力餐”，伺機探聽情報。當特務(wù)拐彎抹角地詢問車耀先有關(guān)共產(chǎn)黨的情況時，他一眼就看穿了對方的真實目的，然后緩緩地站了起來。

餐館里所有食客都看向了車耀先，他一振手臂，慷慨陳詞：“我抗日救國，只是因為我愛我的國家，難道我反抗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是錯的嗎！如果我會因為愛國被關(guān)到牢里去，那就關(guān)吧，剛好我正覺得自己沒什么時間看書呢！”

那個打探消息的特務(wù)面對情緒激昂的食客們，趕緊灰溜溜逃了。但敵人這一次受挫后非但沒有收斂，威脅車耀先一家的行為反而變本加厲。那段時間里，“努力餐”常常會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包裹，里面要么是子彈，要么是語句惡毒的恐嚇信。

車耀先面對這些恐嚇不為所動，也沒有停下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前進的堅定步伐，他想：敵人要是真想要了我的命，那就來吧！

1940年的一個雨夜，國民黨反動派通過“搶米事件”構(gòu)陷共產(chǎn)黨，居心叵（pǒ）測，借機逮捕了大批共產(chǎn)黨員，其中就包括了羅世文與車耀先。

特務(wù)上門帶走車耀先后，黃三姑娘帶著幾個孩子在家中等了好長時間，卻沒有半點消息傳回來。她四處打聽，甚至花錢請人寫了一張狀紙，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但國民黨方面對關(guān)押車耀先一事矢（shǐ）口否認。

正在黃三姑娘急得不知怎么辦才好的時候，總算有個熟人上門，他說：“車耀先讓我?guī)€消息給你們，他恐怕一時半會是回不來的，希望你們照顧好自己，不要為他過于操心。”

黃三姑娘一聽這話，就明白這件事已經(jīng)沒有轉(zhuǎn)圜（huán）的余地，但她相信車耀先的清白，也相信自己的丈夫總有回來的一天。

于是黃三姑娘強行壓下心中的悲痛，獨自撐起丈夫留下的這家“努力餐”飯館。而國民黨的特務(wù)抓捕了車耀先還不滿足，他們存心要搞垮“努力餐”這家店，隔三差五就找個借口上門搗亂，企圖搞砸餐館的生意。

黃三姑娘面對敵人一改之前的溫柔，她站出來，帶領(lǐng)餐館里其他員工一起趕跑了鬧事的特務(wù)們，最終成功地保下了餐館，但車耀先的母親卻沒能扛過兒子被逮捕的重大打擊，被活活地氣死了。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談判。談判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團提出了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17人的要求，這批人里就包括了車耀文。但沒想到國民黨從一開始就動了歪腦筋，所謂“合作”只不過是他們的緩兵之計。于是面對共產(chǎn)黨釋放相關(guān)人員這一正當請求，國民黨反動派睜著眼說瞎話，宣稱車耀先在被關(guān)押的時候就已經(jīng)病死了。

但車耀先怎么可能病死？他明明還好好地活著！

車耀先先是被關(guān)在了貴州息烽集中營，后來又被押送到了重慶渣滓洞監(jiān)獄。這兩個監(jiān)獄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會陌生，羅廣斌、楊益言創(chuàng)作的長篇《紅巖》描述的就是共產(chǎn)黨人在貴州息烽集中營、重慶渣滓洞監(jiān)獄中的生活情況。

小蘿卜頭、江姐……那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就是車耀先的“獄友”。

特務(wù)為了挖出共產(chǎn)黨的消息，對車耀先進行了嚴刑拷打，但他們就算施展百般手段，最后也沒能從車耀先口中得到半句有關(guān)我黨的情報。不僅如此，車耀先哪怕身陷囹（líng）圄（y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與敵人作斗爭，他和羅世文、韓子棟等人共同組織了監(jiān)獄秘密黨支部，領(lǐng)導被關(guān)押的難友們一起與兇殘的敵人進行斗爭。

車耀先因為學問好，在監(jiān)獄里的職位是圖書管理員，他常常借這個身份帶來的便利，將報刊上刊載的與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相關(guān)的重要消息傳遞給獄友，以此告訴所有人：革命的勝利即將來臨，大家只要堅持下去，不妥協(xié)、不放棄，就一定可以等到新中國的曙光。

從1940年到1946年，他在監(jiān)獄里一共生活了六年。這六年里，車耀先呆在暗無天日的牢房里，寫下了長達幾十萬字的《四川軍事史》以及一部還沒有來得及完成的《自傳》。這兩本珍貴的手稿被他托人送到了黃三姑娘手中，黃三姑娘將它視若珍寶，一直妥善地保存著，直到解放之后才轉(zhuǎn)交給了四川省博物館代為保存。

而獨自支撐著“努力餐”的黃三姑娘，只要是車耀先以前的朋友需要幫助，她就會不顧危險答應(yīng)下來。哪怕她并不知道車耀先的真實身份，但她明白自己丈夫一定是在為偉大的事業(yè)而奉獻，所以她一直盡可能地幫助與車耀先有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

1946年，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當時在成都的新華日報分館因為報道的工作量巨大，而需要緊急招人擴租，他們想起了之前車耀先用來辦中蘇文化協(xié)會成都分會的那棟房子，于是找到了黃三姑娘提出租用房子的請求。而黃三姑娘哪怕知道要是將房子租出去很可能會惹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甚至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依舊不講價錢，將房子提供給了新華日報。

后來，黃三姑娘一邊等待著車耀先，一邊與地下黨的同志保持來往。

1949年的12月，成都剛解放不久，一個人來到了“努力餐”餐館看望黃三姑娘與車耀先的孩子們。那個人，就是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王維舟，他親自帶來了一本烈士證書，并且告訴了黃三姑娘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車耀先是奮斗在隱蔽戰(zhàn)線上的英雄，早在1946年8月，他就在松林坡戴笠停車場被敵人殘忍地殺害了！

黃三姑娘聽見這個消息后，崩潰地痛哭起來。

她在知道丈夫死訊的這一刻，才知道了他的真實身份！

王維舟在一旁也難以抑制自己悲痛的心情，他表示國家一定會好好照顧烈士的遺孀，每個月都會提供一筆撫恤金，但卻被黃三姑娘拒絕了。

黃三姑娘知道自己丈夫要是在天之靈，一定不會愿意在這種百廢待興的時刻占用國家資金。所以她不僅辭謝了王維舟的好意，還將自己苦心經(jīng)營的“努力餐”無償交給了組織，而自己則用僅剩的存款在祠堂街買了一間小鋪子，重新做回了年輕時那個打理自家雜貨鋪的小姑娘。

她坐在雜貨鋪子里，朝對門看過去，好像能夠看見年輕的車耀先從店里走出來，因為看見她，所以樂呵呵地沖著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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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奧古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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